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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的科学可信吗(上)

2019-12-16 来源:皇家赌场网址hj9292 点击:121

市场化的科学可信吗(上)

《中国科学报》 (2019-12-05 第5版 转移转化)   保罗·卢西尔

在第一期《自然》杂志出版4年后,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曾面临这样一场危机局面:一名创始成员要求将另一名成员除名,理由是涉及欺骗。

1873年10月,加州的地质学家约瑟亚·惠特尼(Josiah Whitney)指控耶鲁大学应用化学教授小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 Jr.)接受了加利福利亚石油公司的大笔资金,并给他们提供对该公司有益,且可能涉及欺骗的科学研究。

西利曼强势回应说,企业提供科研经费,是社会责任的印证,并非不当行为。企业的确需要客观的“技术评价”。他还认为,若没有科学研究的存在,骗局可能会更为普遍。

时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的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支持了西利曼的回应,拒绝除名西利曼。他认为如果美国国家科学院除名每一个给企业做顾问的成员,那么它将无法生存。更重要的是,他还决定扩充国家科学院的成员,新成员的评选主要基于他们的研究,而非他们的收入来源。

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产业显然是依存于科学的。西利曼事件的争议正是科学与产业之间关系的分水岭。在过去的150年中,科学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经历了四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科学顾问(1820-1880

美国国家科学院这次危机的核心是科学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对知识的追求会因追逐利益而堕落吗?对于惠特尼和他的盟友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纯粹”的科学需要在不被利益驱动的环境中进行,比如在政府机构,或者高校。

相比之下,西利曼和“应用”科学的支持者则认为,科学与产业之间是共同发展的互利关系。的确,“应用科学”这种独特研究方向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中,科学研究将解决越来越多的产业问题,而私营企业将成为这种趋势的坚定支撑。

科学顾问这一职业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当时的资本家团体或个人偶尔会委托科学家研究农业、矿业、运输业(运河和铁路)和制造业的前景,通过付咨询费的方式获得一些建议,通常是短期行为。

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商法(与英国、欧洲的法律类似)有了一些变更,允许成立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些企业拥有大量的资金和众多寻求投资保障的股东,会定期向科学家做咨询。当这种咨询逐渐日常化(持续测试分析现有产品和工艺),科学家们开始获得条件丰厚的合作及酬劳。

在美国的镀金时代(1870—1890,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地质学家是最为活跃的研究顾问,尤其是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贵金属开采中。

在英国和德国,最吃香的顾问是化学家,这是因为他们拥有酸、肥皂、油漆、合成染料(苯胺紫和茜素红)等新产品开发所必备的专业知识。化学家顾问也在轰动一时的各种专利案件中扮演着专家证人的重要角色,化学家之间的证词之争,经常见诸报刊成为最受关注的内容,凸显了那个年代化学工业的发展。

美国、英国和德国还对专利法进行了修改,允许发明者将新的化学产品和工艺注册成自己的知识产权,而不仅认定为科学发现(科学发现是不允许注册专利的)。

第二阶段:企业实验室(1880-1940

20世纪初,独立的科学家顾问开始被企业聘用的实验室研究员所取代。这些实验室代表着科学与产业应用的结合,也就是说组织架构中“研发”(此时出现的新型词汇)有了独立的位置。

在德国,诸如拜耳、赫斯特和巴斯夫这几个最大的染料公司率先建立了专用的化学研究实验室。受过高等教育的化学家组建的这些实验室与生产部门和法律部门联合,为新产品和工艺进行专利申请。

在美国,商业化研究实验室最早出现在电气行业。1876年,在新泽西州的门洛帕克,发明家爱迪生成立了一个“发明工厂”,他想用常规的、可靠的系统化工作方式来取代不可预测的天才发明行为。

第一代灯泡专利即将到期时,迫于其他照明公司不断发展带来的威胁,GE于1900年在纽约斯克内克塔迪建立了同名实验室。GE为实验室招聘了250多名专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商业上的结果是发明了一种全新的电灯泡,这种商业模式让通用电气在10年内持续实现盈利。

美国的其它几家大型公司纷纷效仿,都分别开设了自己的研发实验室。随着一战的爆发,加上针对所有德国产品(特别是化学品)的禁运,成就了“工业研究”(20世纪20年代新词)的黄金时代。

1919年到1936年间,各个领域内的美国企业共计建立了1100多个实验室,涉及石油、制药、汽车、钢铁等各个领域,美国企业也因此在全球工业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1921年,企业聘用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约3000名,到194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7000余名,到二战结束时已接近46000名。

这种惊人的增长反映了企业巨头的规模,这些巨头进行垂直整合,几乎控制了各自行业的所有领域,从自然资源到研发,再到大规模生产和营销。美国专利法的根本性变革,即允许企业拥有雇员的研究成果并可以申请成为企业的知识产权,也推动了工业研究的发展。

大萧条时期,批评人士指出,现代大型企业会对社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失业、生产过剩和破产。研究与工业的紧密结合,为人们敲响了警钟,换句话说是资本主义腐蚀了科学。

为此,企业领袖和研发主管们集合了他们以科学为基础、以产业为导向所创造的各种奇妙的消费产品。在这个故事中,科学给产业带来了好处,它保证了产品的功效、效率和安全性,用19世纪的科学家顾问的话说,因为科学家的参与,消费者可以信任这些现代技术(和拥有这些技术的企业)。

在1939年举办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工业界集体向消费者展示了他们的科学成果。美国广播公司(RCA)展示了电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展示了电动打字机,通用电气(GE)展示了新的电气制冷系统,杜邦在“化学引领更好生活”的旗帜下,展示了一种名为“尼龙”的合成纤维。

诺贝尔奖的颁发,则消除了人们对企业腐蚀科学的担忧。1931年,卡尔·博世和弗里德里希·贝吉乌斯这两名德国人作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企业研究人员,获得了化学奖;次年,通用电气的欧文·朗缪尔获得了化学奖;1937年,贝尔实验室的克林顿·戴维森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美国最大的研究机构是贝尔实验室,1925年在纽约建立,旨在整合AT&T公司的研发部门和其电话制造部门西屋电气。该实验室拥有约3600名员工,预算超过1200万美元(通用电气的研发实验室资金拨款不超过200万美元)。贝尔实验室的第一任主席是物理学家弗兰克·杰维特(Frank Jewett),1939年,他成为第一位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的产业界科学家。

简而言之,国家的地位和国际上的赞誉似乎证实了在产业界支持下所完成的科研,与大学或政府主导的科研是平等的。然而,在20世纪20—30年代,企业实验室作为应用科学研究机构,始终需要向企业展示它们在产品和生产工艺方面的工作是有巨大商业价值的。